同治四年五月，山东曹州的麦田里，一个王爷死在了一个十六岁少年的刀下。
他叫僧格林沁，生前是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朝的顾命重臣，死后配享太庙，慈禧太后亲自祭奠。
他的一生，是一部从放羊娃到铁帽子王的传奇——但没人说得清，这到底是命运的眷顾，还是时代的残忍。
草原上的穷台吉之子
嘉庆十六年，1811年的夏天，科尔沁左翼后旗的草原上，羊群还是那群羊，但有个男人这天心思不在羊身上。
他叫布和德力格尔，史书里写成"壁启"，是个四等台吉。按说台吉是贵族，可贵族也有穷的，穷到什么地步？他靠帮别人放羊糊口，草原上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——"雅玛台吉"，意思是放羊的台吉。那天，有人跑来报喜，说他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。
布和德力格尔赶回家，给两个儿子起了名字。大的叫朗布林沁，是普贤菩萨坐骑大象的意思；小的叫僧格林沁，是文殊菩萨坐骑狮子的意思。科尔沁人信藏传佛教，用藏语起名是习惯，大象意味着踏实，狮子意味着智勇。
名字起得好听，现实没那么美。家里多了两张嘴，日子更难过了。僧格林沁七岁就跟着父亲和哥哥放羊。十二岁，家里实在撑不住，把他送进了昌图老城的文昌宫读书——省下一个人的口粮，也算减轻负担。
按照正常的轨迹，他这辈子大概就是个穷台吉，一辈子在草原上打转。但命运在道光五年突然变了。
那一年，他的远房族叔，科尔沁左翼后旗第九代扎萨克多罗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，在北京病死了。这个郡王死得时机不巧——没有儿子。
索特纳木多布斋娶的是嘉庆帝的第三女庄敬和硕公主，是道光帝的亲姐夫。公主只生了两个女儿，没有男嗣。郡王一死，这个世袭罔替的爵位就成了烫手的空缺。
同族的子弟们立刻动了心思，各路关系开始运作，都想在公主面前争一个好印象，再借公主的嘴在道光跟前说几句好话。竞争很激烈，结果很意外。
道光帝亲自拍板，选了僧格林沁。
这里有个细节：根据《清史稿》的说法，僧格林沁之所以被选中，是因为他"仪表堂堂"。但更关键的背景是，他的族伯布和特与老郡王的侧福晋有亲戚关系，中间打通了不少关节。至于坊间流传的"公主梦见老郡王托梦"之说，是当时运作的产物，还是真有其事，史料无从考证。
不管过程如何，结果是：十五岁的僧格林沁，就这样被收为嗣子，承袭了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多罗郡王的爵位。
御前大臣到顾命重臣
郡王来了，得先学规矩。
进了王府，僧格林沁开始系统学习宫廷礼仪。从草原到紫禁城，落差不是一般大。不久，道光帝把他召进京，让他跟皇子们一起读书习武。
道光帝对这个蒙古小伙很有好感，赏戴三眼花翎，赏用朱缰，赏穿黄马褂。这三样东西，在清朝是极高的荣誉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得的。
道光八年，1828年，僧格林沁成年，娶了多罗贝勒文和之女。文和是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的后人。他和皇室的关系，就这样一层一层缠得更紧。
道光十四年，1834年，二十三岁的僧格林沁被授予御前大臣，补授正白旗领侍卫大臣、正蓝旗蒙古都统，掌管皇帝的禁卫军。不久又调任镶白旗满洲都统——要知道，这个职位历来只有满人才有资格担任，一个蒙古人坐上去，是道光对他格外的破例。
《清史稿》对他的评价是："出入禁闱，最被恩眷。"
道光三十年，道光帝驾崩，僧格林沁成为顾命大臣之一，从此走上了位极人臣之路。
这期间有件事值得一提。道光三十年，僧格林沁奉命去京郊密云县剿匪，亲自上阵，谋局布阵，一举击溃了一伙悍匪。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。没人知道，这只是个开始。
咸丰帝即位后，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："僧格林沁在，大清在。"
镇压北伐军：从台吉之子到铁帽子王
咸丰三年，1853年，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后，立刻派出了北伐军。
两万余人，一路向北，目标直指北京。带队的是林凤祥和李开芳，两个久经沙场的老将。这支军队不是乌合之众，是太平军里的精锐老兵，行军速度极快，几个月内就打穿了河南，突破了天津一线，前锋一度逼近保定，清廷上下震动。
咸丰帝慌了。他把清太祖努尔哈赤用过的宝刀亲手交给僧格林沁，命他率军进剿。
僧格林沁没辜负这把刀。
咸丰三年九月，他亲自率兵进驻永清，在天津南郊的王庆坨，正面迎击北伐军，打得林凤祥部损失惨重，被迫退守连镇。一战打出了威名，咸丰帝赐他"湍多罗巴图鲁"的称号——意思是急流一样不可阻挡的英雄。
这还没完。咸丰四年，僧格林沁在直隶连镇用了一个老计——水攻。引水灌城，把林凤祥困死在城里，最终生擒。一万余北伐军全军覆没。
咸丰五年，他又在山东冯官屯围住了李开芳的残部，再次生擒。两个太平军统帅，全被他捉了。
这一年，咸丰帝封他为博多勒噶台亲王，诏世袭罔替——就是俗称的"铁帽子王"。
有清一代，这个头衔只有寥寥数人得到，绝大多数都是皇族宗室。一个蒙古人拿到铁帽子王，僧格林沁是异类中的异类。
同年，朝廷还追封了他的父亲壁启——那个当年给别人放羊的穷台吉，死后被追封为贝子。
大沽口的刀光与八里桥的炮声
咸丰七年，1857年，僧格林沁被任命为钦差大臣，督办天津防务。
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历史节点的前奏。
咸丰九年，1859年，英法联军借口"换约"，组建舰队北上，直冲大沽口。英军海军司令何伯亲自指挥，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。
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守株待兔，一战击沉英军炮艇4艘、击伤6艘，英军海军司令何伯重伤。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正面战场打赢西方列强。清廷上下振奋，僧格林沁的威望到了顶峰。
但这一仗，也埋下了祸根。
胜仗让他产生了一个致命的判断——洋人不善陆战。这个判断在接下来的一年里，直接葬送了满蒙骑兵最后的主力。
咸丰十年，1860年，英法联军卷土重来，这次兵力超过两万，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和米涅步枪。他们绕开了大沽口的正面防线，从北塘登陆，抄了僧格林沁的后路。大沽口炮台随即失守，天津被占，英法联军直逼北京。
9月21日，八里桥之战打响。
这一天，僧格林沁统率清军约3万人，在距北京城不到30里的八里桥摆阵迎敌。对面的英法联军，兵力只有六七千人。从人数上看，清军占优。但从武器上看，是两个时代在打架。
清军骑兵的打法，是冲锋。一波又一波的蒙古铁骑，手持长矛和弓箭，冲进英法联军的炮火里。法军随军中尉保罗·德拉格朗热后来写道："炮弹和子弹无法彻底消灭他们，骑兵们似乎是从灰烬中重生。他们如此顽强，以至于一时间会拼命地冲到距大炮只有三十米远的地方。"
但冲到三十米，最终还是被打倒。
战斗从早上7时打到12时，五个小时。清军的伤亡，中方估计超过三千人；英法联军死亡不过5人，受伤40余人。 这场战斗的比例，残酷到让人不忍直视。
八里桥失守，京畿无险可守。咸丰帝以"北狩"为名，带着后宫仓皇出逃热河，英法联军随即攻入北京，火烧圆明园。僧格林沁被夺去爵位，仅保留钦差大臣衔。
史学界对八里桥之战的评价，争议至今。有人说他指挥失误、轻敌冒进；也有人说，骑兵对阵火炮，本就是两个时代之间的绝望决战，不是任何指挥官能改变结果的。
麦田里的最后一战
八里桥惨败之后，他并没有从历史舞台消失。咸丰十年底，僧格林沁复爵，奉旨南下剿捻。此后将近五年，他一直在山东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北之间来回追击捻军，捻军首领张乐行被他俘杀，几十万捻军被他打散收降，战果算得上辉煌。
但这五年，也把他的军队榨干了。
捻军的战术很聪明——不和你正面决战，带着你跑。拉着你追，追着追着人和马都累垮了，再回头打你。史书上记录了一个细节：同治四年三月，僧格林沁的部队连续行军超过一个月，每天百里，来回合计三千余里，马力久疲，人员减员无数，他本人累到连马缰绳都拿不住，要用布带缠住手腕系在肩膀上才能驾驭坐骑。
这是一支筋疲力尽的军队，在追赶一支以逸待劳的敌人。
张宗禹看准了这一点。
同治四年五月，捻军早已在山东曹州高楼寨布好了口袋。他们派出少数人马做诱饵，把僧格林沁的部队一步步往里引。五月十八日，清军全面进入包围圈，捻军三路合击，僧格林沁部七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。
当天深夜，僧格林沁带着残余亲卫，趁夜突围。突围途中中弹落马，他爬进了路边的麦田，就地隐藏。五月的麦子长得正高，也许他还存着一丝逃脱的希望。
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发现了他。
张皮绠，安徽亳州人，张宗禹手下的捻童，奉命在麦田里搜索残敌。他发现了一个穿着黄马褂的受伤清军，手起刀落，结束了这一切。他把对方的官服和朝珠带回了大营，捻军上下确认了那具尸体的身份——那是亲王僧格林沁，满清朝廷的"国之柱石"。
时年五十五岁。
消息传到北京，清廷震惊，辍朝三日。慈安、慈禧两宫太后亲临僧格林沁府中致祭，同治帝下诏按亲王规格从优抚恤，赐谥号"忠"，配享太庙，图形紫光阁，并在北京、山东、河南、盛京等地建"昭忠祠"。灵柩运回科尔沁，安葬于辽宁法库县公主陵村。
杀死他的张皮绠，在逍遥了八年之后，因为一次酒后失言被清廷暗探发现，最终被凌迟处死于济南。
僧格林沁死后，慈禧太后调曾国藩北上督办剿捻，从此满蒙军队再没有了能扛起大旗的统帅，军权全面转入曾国藩、李鸿章等汉臣手中。有人说他是清朝最后一位满蒙出身的军事统帅，这话没错。他一死，清王朝就再也没能拿出一个姓博尔济吉特的将军去镇场面了。
慈禧后来说过一句话："僧格林沁在，我大清国在；僧格林沁亡，我大清国亡。"
他死后四十七年，清朝亡了。
这句话，算是说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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